牢记党的宗旨    加强作风建设

夏  莉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使全党同志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每位共产党员都必须通过教育实践活动，牢固树立群众意识，牢固树立为民服务思想，不断提高一心民的自觉性，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一、新时期党的宗旨和作风建设的内涵

1、党的宗旨

要理解什么是党的宗旨？首先要理解宗旨的含义。 所谓“宗旨”，就是最根本的、最高的、统率一切的价值观。任何一个政党的宗旨代表着这个党的社会性质、政治面貌和历史使命，是这个党的思想灵魂和精神支柱；是一个政党活动的根本目的和意图，也是一个政党区别另一个政党的根本标志。各党派都有自己的宗旨，宗旨反映不同党派的不同价值取向。比方说，民主促进会的宗旨是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致公党的宗旨是致力为公。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其根本要求，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地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服务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是指一切对社会历史起着推动作用的人们。人民群众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但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和任何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主体，都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和劳动知识分子。

二是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半心半意，三心二意，无心无意或假心假意。

三是一切言行都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不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任何时候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为人民谋利益。

四是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时，要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服从人民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五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并建立了一个概念明确、论据充分、推理有力的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任何一个政党的根本标志。

哈佛大学的校训：入学是为了学识的增长，毕业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和人民。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说，并非所有人都会成名，但每个人都可以变得伟大，因为伟大是根据你为他人服务多少界定的，服务于他人，并非一定要有大学文凭，并非一定要学会主谓一致，并非一定要知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非一定要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非一定要懂得热力学第二定律，唯一需要的只是善良的心和充满爱的灵魂。

2、作风建设

党的作风，反映了一个党的特征、品格和整体精神风貌，是党的性质、宗旨、路线的集中体现，包括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集中体现，是整个干部队伍作风的导向，也是人民群众评价干部队伍是否值得信赖的重要依据。“治大国者先治吏”“吏治则国治”，领导作风最终影响的是组织文化、组织气氛和组织行为。

 在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等作风。总体上看，当前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情况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也是好的，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冲锋陷阵、忘我奉献，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肯定和拥护。这是主流，必须充分肯定。同时，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

二、牢记党的宗旨、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

1、我们党历来重视宗旨意识和作风建设

在党的历史上，为人民服务的概念是毛泽东首次提出来的。 1939年2月20日给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最早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概念。1944年，他在追悼张思德所作的讲话中，把“为人民服务”明确为对我军我党和一切革命同志的普遍要求，并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同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作了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说：“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阶级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全面地论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毛泽东不仅从总体上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而且还不断地从生活中发现和树立一个又一个典型和榜样，进而具体地揭示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内涵，使之具体化、典型化和形象化。

毛泽东早在1939年就号召我们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老红军侯登科，从长征时就当马夫，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他喂的三匹牲口始终膘肥体壮，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毛泽东在长征中和转战陕北期间骑的那匹老青马，就是侯登科喂养的。1948年冬天，年近六旬的侯登科由于劳累成疾，医治无效，在西柏坡病故了。他的后事办得很认真，中共中央书记任弼时亲自主持了追悼会，朱德总司令参加追悼会并讲了话，还为他送葬。当时正是三大战役的最紧张时刻，毛泽东日夜筹划指挥各个战场，为了不干扰他的工作，有关领导同志研究决定，过些时再向他报告侯登科去世的消息。后来，当毛泽东得知侯登科已病故有些日子了，生气地责问这么大的事为什么当时不告诉他，并对周围的工作人员说；“老侯干了一辈子革命，就当了一辈子马夫，他从来都没有不安心过，从来也没有看不起自己当马夫的工作。真正做到了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要号召大家向老侯同志学习，干一行，爱一行，全心全意地做好本职工作。”

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经说过“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1939年的初秋，延安马列学院专门派四人到杨家岭去接毛主席来作报告。当他们走到延水河桥头时，没想到竟碰到了迎面走来的毛泽东。毛泽东打量了来接他的四个人说：“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按照迎来送往的“官场”礼节，延安马列学院派人去接中央领导作报告，在我们看来应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在毛泽东看来，却是不正常、要不得的事。他说，过去“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从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得了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送的嘛！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毛泽东在陕北期间，非常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十分关心群众疾苦。1942年8月，一天下大雨，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正在开征粮会议，忽然一声雷响，礼堂的一根木柱被劈断了，出席会议的延川县长李彩云不幸触电而死。这件事传出后，有的群众说：“为什么雷没有劈死毛泽东?”这话传到毛泽东耳里，他没有叫人去追查骂自己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向干部了解“骂”的原因。原来，边区下达的征粮任务重，群众有意见，便借劈雷一事发泄不满。毛泽东知道原委后，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20万担(每担300斤)减到16万担，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同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要求边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他尖锐地指出：凡不注重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就不是好领导者。凡“不注重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

　　 2、我们党的宗旨意识和作风建设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

（1）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弘扬

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思想资源。它发端于商周时代，“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突出体现了这一时代政治生活中的原始民主制色彩。“民本”的基本价值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重民贵民。“敬天保民”、“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立君为民”等古训表现出对民众的重视。《左传》从国家兴亡的高度阐述了“民”的重要性，其中曰：“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其二，爱民仁民。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的爱民思想。其三，安民保民。《尚书》中云：“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

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虽然存在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封建帝王用民本思想的目的是“治民”、“驭民”。但“民本”思想中却揭示了深刻的执政规律，并发挥了客观的历史作用。其一，顺应了民意、约束了专制权力。其二，维护了社会秩序，保持了国家稳定。其三，加强了文化认同、巩固了民族团结，促进了国家统一。

马英九在蒋经国逝世十五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追思文章，文中说，“15年来，在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蒋经国始终高居第一"。”台湾《天下》杂志的民调也显示，蒋经国去世十几年以后依然被民众誉为“最美的政治人物”。所以将蒋经国推选为推动中华走出“走向共和怪圈”的伟人，因为他有高尚的品格，有宽大的胸怀，有爱民亲民的热情。

其一，了解基层百姓，坚持与民同乐。这与他的早年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年轻时，蒋经国被父亲送到苏俄，在苏俄14年的时间里，他做过苦工，从做粗工开始，做翻砂工。他还在集体农场耕过田，做过卫生管理员，专门负责扫厕所。1927年间，他申请加入苏联红军，被派到驻扎莫斯科的第一师，当过兵，曾进入列宁格勒中央红军军事政治研究院，也当过莫斯科电机工厂学徒工，在乌拉尔金矿场当矿工后，又当过乌拉尔重机械制造厂技师、助理厂长。因此他深知工人、农民等基层百姓的艰苦和诉求。在赣南，蒋经国经常短衣草履，上山下乡，走村串户，与百姓任意交谈。经当时统计，蒋经国上任专员的第一年，在赣南11个县转了三圈，甚至能够说出辖区内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名称；在赣南期间，平均每年下乡200次。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晚年因经常下乡探访民情，患了严重的脚疾，脚落地就会钻心的痛，侍卫劝他少去乡下，可他的回答是：“算了，待在办公室还是一样痛，以后不要再讲了！”。担任总统后，他可以与任何人握手，做到笑容满面，永远与民同乐，永远低调朴素，永远吃穿随意。台湾民主化以后，国民党之所以没有被台湾民众抛弃，关键是蒋经国留下了爱民亲民形象这笔政治遗产。

 其二，自身清廉，整治反腐有力。这当然与他爱民亲民的理念不无关系，也与他深谙“水能载舟焉能覆舟”之理。蒋经国以史为鉴，将反腐倡廉作为执政的头等大事来抓。到台湾后，他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到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带家人看电影，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一生从未置产，以至于没有积蓄。蒋经国不许家人包括夫人与孩子，从事任何经商活动；他的夫人从不干政，更不帮助任何人说情收取好处，其低调、朴素到令人同情的程度。蒋经国重视以法治腐，他刚任行政院长，就主持通过公务员10项革新，制定《贪污治罪条例》，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被视为不近人情；周中峰、叶翔之等人均为蒋经国宠信，一次蒋经国出其不意到周、叶家中做客，发现居家摆设改变，门前车水马龙，二话不说，旋即将周、叶二人调职；还将十多个监委、立法委委员移送法办。由于蒋经国的清廉与严惩贪官，他统治时期的台湾政风清新，他全面执掌政权后的整个执政团队，“部长”以上官员没人贪腐，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清廉使蒋经国对政治改革无所畏惧。蒋经国实际主持台湾工作近20年，在这20年里，台湾的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1952-1959年为6.9%，1960-1969年达到10%，1971-1980年达到9.4%，1981-1990年达到8.1%从1951-1989年3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55倍；人平均所得，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从136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从1970年到蒋经国离世的1989年已达7518美元，从1951-1989年38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失业率长期在2%左右，更令人称道的是，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台湾的贫富差距并没有扩大，在几乎整个70年代时期，台湾的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

(2)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二、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三、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形成的哲学基础。

地理环境 

 社会存在    人口因素    劳动者

          生产关系    劳动对象

历史唯物主义                       

劳动资料

社会意识

1950年党在整风运动中要求干部掌握群众路线方法，群众路线就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1951年6月美国学者阿瑟.斯坦纳发表了《目前共产主义中国的群众路线策略》一文，此后四五十年内群众路线一直是国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 70年代末在美国甚至形成了研究群众路线的一支团队。国外学者对群众路线的研究，面比较广泛，也比较深入，他们围绕马克思主义与群众路线、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群众路线下的决策机制等等，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观点。对于这一点，国外学者有着比较正确的认识，提出了“群众路线基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信念而形成”的看法。如马克·塞尔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性变革历史文献》一书的绪言中指出：群众路线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共产党宣言》），还有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教训，因为在列宁生前布尔什维克党并未能在广大农民和党之间建立牢固的有机联系；4 0 年代初毛泽东和党中央已注意到十月革命后萦绕列宁心头的一个问题，即任何领导人一旦脱离人民， 都存在着腐化、享有特权和产生官僚主义的潜在危险，共产党也不例外。中国党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反复发动各种运动，以推动学习、开展批评，并进行内部改革，旨在使各级领导都自觉地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即领导群众前进，又向他们学习，以克服中国传统的杰出人物统治论的各种表现。伴随着“群众路线” 而来的必然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自抗战以来始终贯穿在党的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中心思想。

（3）是顺应世界政治潮流进行民主治理的本质要求

人类的政治体制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统治、专制、政府官本位这样一个体制。治理一词则是相对于传统的统治、专制、政府官本位而言的。

 20世纪90年代后，经过西方理论家的使用和阐释，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的实践运用，治理成为西方学术界指导公共管理实践的一种新理论。其涵义如下：一是政府从集权到分权。国家已不再享有唯一的统治权威，这种权威是和其他主体共同分享的。二是从一元到多元。从强调政府全能，政府独大，到政府和社会多元，大家参与。“治理”与 “管理”或 “统治”的一大区别，在于治理主体的多样性，不仅是公共的而且是私人的，不仅是国家的而且是社会的，不仅是中央的而且是地方的，不仅包括政府部门而且也包括非政府组织，等等。三是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国家管理体系的根本所在。所以，政治学家也将现代国家治理称为民主治理。民主协商和谈判更多地取代正式的强制性的管理。各个治理主体以互信、互利为基础，以相互依赖为特征，追求共同利益，实现社会发展和公共利益最大化。

衡量治理水平的指标主要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世界治理指数”，有6项内容：公民表达与政府问责、政治稳定与低暴力、政府效能、管制质量、法治以及控制腐败。

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中国是否及如何进行民主化-的争论在中国渐渐升温，在近两年更是达到了一个小高潮。这主要是由于几个相互关联的原因：第一，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在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日益难以被官方控制。第二，社会矛盾日渐加剧并且可见度越来越高，刺激了有公共话语表达能力的社会精英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以及某些官员)的危机感和责任感。第三，必须承认的是，新一届政府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的开明和亲民姿态使得许多人自然而然地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变革产生了一种合理期待，也使另外一些人产生了焦虑，从而也激发了他们各自的参与意识。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还指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换言之，在7年内要初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其艰巨性可想而知。有效的国家治理涉及到三个基本问题：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样。“这三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从实践上说，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相应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这里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实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俞可平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五个标准。首先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其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其四是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其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很多国外学者认为，群众路线不只是一种领导方法，而且还是一种民主的实现机制。如克雷格.迪特里希在《人民中国简史》一书中就将群众路线视为：“毛泽东对西方民主（或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的一种抗衡”。费正清则明确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确是一种符合中国传统的民主”。他说：“群众路线的理论也有两重性，可达到两方面的目的，从两方面加以灵活运用。它既强调必须倾听群众意见，让群众以某种形式参政，又强调集中领导的必要性，随时可以根据需要更加强调其中一个方面。”

3、“四风”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2013年6月18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习近平在会议上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为什么要聚焦到“四风”上呢？因为这“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党内存在的其他问题都与这“四风”有关，或者说是这“四风”衍生出来的。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条件。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政治局首先抓改进工作作风，也是这个考虑。

形式主义是一种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讲究外在形式、不注重实质内容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官僚主义是一种以官为本、当官做老爷，背离党性、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享乐主义是以享乐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以享乐为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准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广东省惠州市原公安局局长洪永林，因受贿罪被二审裁定死刑时还念念不忘如何享受，他后悔：“我什么东西都吃过了，可惜‘路易十三’这种酒还没有喝过，今后也喝不到了。” 奢靡之风是一种奢侈浪费、炫耀攀比的风气。在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九三学社中央的提案列举了一组数据：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

学者们对前苏共总结了四大教训：第一，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逐渐脱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丢失了自己根本的政治特色；第二，在一段时期内理论脱离实践，不能与时俱进，在思想建设上，向党员灌输的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和绝对化的认识方法；第三，在组织建设上，民主集中制名存实亡，不能保持整个队伍的纯洁性和凝聚力；第四，在制度建设上，没有解决好执政党如何防止和纠正党内官僚化倾向的问题。

三、牢记党的宗旨、加强作风建设的具体措施

1、要认真解决“四风”问题
　 “四风”问题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其要害是使党脱离群众，丧失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最大政治优势。长此以往，必将从根本上败坏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因此，对“四风”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反对形式主义要着重解决工作不实的问题；反对官僚主义要着重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的问题；反对享乐主义要着重克服及时行乐思想和特权现象；反对奢靡之风要着重狠刹挥霍享乐和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

第一，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引导，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中央关于教育实践活动的部署和要求。要引导和督促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做到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密切联系群众，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　　

第二，扎扎实实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的精神，剖析解决突出问题。一是认真查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务求实效。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作为切入点，进一步突出作风建设，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二是查摆问题，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整改落实，要虚心向群众请教；评估结果，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三是要对照“四风”问题，一条一条查摆、一项一项整改。要完善制度，建立机制，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成为党员干部的常态，把党的群众路线更加自觉地贯彻到实践中去。
　　第三，要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牢牢抓住反对“四风”这个重点。要紧紧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着眼于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从领导机关、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做起，从自己做起，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好民主生活会。坚持开门搞活动，更加注重群众参与，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主动接受群众评判，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取得让群众满意的效果。要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在健全联系服务群众长效机制上下功夫，消除“四风”滋生的土

2、要坚定不移地、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维护和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为百姓服务，为百姓办事、为百姓造福。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或形式主义的工作中，而是要取得实效，要使本地区、本单位的经济发展起来，人民生活富裕起来，环境美起来，否则，坚持群众路线为民服务就是空话。

3、要正确处理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的关系

正确处理各种利益问题是坚持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问题。最重要的是打牢执政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经济基础：一个党，一旦成为执政党，就必须以强国富民为己任。只有努力发展经济，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构建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的政治实践中，老百姓对一个党的评判，最直观地是看在这个党的领导下，有没有可能实现发展，走向富裕。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内因，是整个苏东阵营与西方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人民生活长期搞不好，动摇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对党的信任和信心。1989年冬季罗马尼亚剧变事件中，齐奥塞斯库夫妇在逃亡路上问一名工人：“你们为什么要造反？”工人回答，因为“一没有面包，二没有暖气”。近年来，在许多国家的一系列选举中，上台的党多是以其整顿、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纲领赢得大选的。要真正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决群众最关注的切身利益问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以“居者有其屋”为基本国策，40年来不断更新、升级，解决了这个城市国家人民群众的第一需求，使民众安居乐业，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泰国泰爱泰党上台后，根据民众对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村经济的迫切要求，创办了满足平民创业要求的“平民银行”，设立了为农民提供小额贷款的“农村发展基金”；提出“三年缓债”，“一村一品”，以及“30（泰）铢治百病”等政策，解决了农村发展及农民医疗保障等问题，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赞许。

社会基础：在致力于发展经济的时候，能否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关系到社会和政治稳定，也关系到执政的社会基础是否稳固。经济成果的分配历来是社会政治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又可以分为两个问题：一是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二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是解决一要建设，二要吃饭的问题，只顾一头不行。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解决调动积极性、保护大多数的问题。一定要关注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社会困难群体问题。苏共长期重积累、轻消费，重军备、轻民用，片面重视重工业、军事工业，忽视农业和各种民用工业，土地资源那么丰富，但没有解决农业问题，食品问题；科技那么发达，但没有解决老百姓日用轻工业品的问题，没有解决“短缺经济”问题，排队、凭票购物问题，人民群众长期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最后一届政府期间，墨经济增长5%以上，居拉美首位；出口6年内增长1.63倍，由世界排名第17位上升到第13位；1999年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应该说，整个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增长，宏观经济形势很不错。但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地区之间不平衡，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失业队伍增加，贫困化日益加剧。1999年的统计表明，300个家族占有全国50%以上财富，世界500个超级富豪中有24个墨西哥人（仅次于美国、德国和日本），其中20个是在萨利纳斯政府私有化过程中产生的。而贫困人口由20世纪80年代的2000多万猛增到4500万，占全国人口的45%。其中赤贫人口达2700万，被称为“制造穷人的工厂”。

印度尼西亚一些地区的种族冲突，也是这个因素。印尼在苏哈托时期，1966—1996年GDP年均增长6.8%，跻身发展中的中等发达国家，但社会贫富悬殊。金融危机后，印尼货币贬值300%，人均收入倒退20年，大批企业倒闭，1350万人失业，贫困人口由危机前的2250万猛增了3.5倍。

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也因为存在地区差距问题，部分地区分离主义加剧，影响国家统一。

古巴在困难条件下注重社会公平。卡斯特罗说：“我们用仅有的少量东西以最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基本食品和生活日用品定量供应，标准一样；国家预算70%用于文教、卫生、社会事业；长期实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古巴的教育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小学入学率100%，中学99.7%，大学普及率也很高；古巴人均拥有医生数量世界第一，人均寿命76岁，婴儿死亡率6.2‰。

群众基础：解决好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说到底是解决好为谁执政、依靠谁执政的问题。任何执政党的根基，都在于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民心向背是决定执政党前途命运的根本因素。要亲民，深入到群众中去，扎根于群众之中，与广大民众有直接的沟通。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规定，党有重要决定出台，中央委员要分片包干深入基层，直接向民众宣讲。

古巴共产党在密切党群关系方面有许多独特的做法。比如，要求所有领导定期下基层，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年三次下基层，其中至少一次必须深入到班组之中；设立信息员，搜集各方面民意，逐日上报卡斯特罗；各级领导人接受所在社区保卫革命委员会的监督；干部无特权，部长工资低于教师和科研人员，政治局委员也住在居民区，出国轻车简从。2003年12月，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巴拉格尔同志作为特使来华，他虽已72岁，却只身来去，坐经济舱。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规定，包括部长在内的议员，每周安排一个晚上走访选区，任期内遍访所有选民；每周安排一个晚上接待上访群众。一般是周日走访，周一晚上在选区支部接待来访。上至总理，下至科长，每天均要与下级沟通，一方面检查工作，一方面听取意见和建议。

4、要增强廉洁自律意识，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广大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的教诲，真正做到思想上警钟常鸣、生活上一尘不染、作风上公道正派，不为名所缚，不为物所累，不为利所驱，不为钱所惑，不为色所诱，清正廉洁，勤政为民，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执政党反不反腐败，反得彻底不彻底，反得有效不有效，直接关系到党的形象和社会基础。腐败问题，说到底是脱离了人民群众，最终会丧失执政的根基。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一度是腐败的同义词。革命制度党2000年下台后，相继揭发出来的一些重大贪污腐败案涉及前总统亲属、部长、州长、副总检察长、国家反毒局长。